马大有大学湖，湖上有荷叶，这是校园中最优雅的景色。每一天，总有许多学生得经过这里，湖水多少岁了，没有人在意。每一年，它目视一批学生进来，每一年，它又目送一批学生离去，湖水寂寂，在风吹的波纹中领会着每一个学生的快乐和感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李伟杰打电话告诉我，说校长已经召见他们，华文学会可以正式成立。不久，杨秋美和黄仲贤先后来电通知我这个消息。不过筹委会打算拿到正式批准信时才向同学们公布这个消息。经一事，长一智，大家已经吃过了一次苦头，知道过早的兴奋将会带来长久的失望和伤感。事实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副教长所宣布的马大华文学会已经成立而事实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的事件，还在我们脑海中苦郁的久久不散，因此筹委会同学处理华文学会事件时自然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校长Ungku Aziz皇家教授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马大华文学会正式成立的消息。当时有许多学生都逃课赶往现场，这一回肯定是真的了。没有一个学生不百感交集，静静地想一想，心里总还是有一丝丝的不甘心，为什么要等十二年那么久呢？但是能够成立，一切一切的不快都会抛在脑后的，去者已矣，我们要关心的是华文学会的将来，但是啊但是，在华文学会筹委会里头活动过的人，谁不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从南部的一个小乡镇来到马大读书。九月十六日，第一次出席了马大华文学会筹委会召开的常年大会。早在开会的一个星期前，在任的秘书刘安敏希望我能协助争取华文学会的成立，在当时筹委会的改选中竞选秘书一职。我一进来马大以后，就不断的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收集争取马大华文学会成立的资料，总是一页又一页令人叹息的心酸。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如果能够胜任的话，我的大学生活愿意和学会的争取工作一起并行。那年，我于是成为四名执委中唯一的一年级代表。

在筹委会的生涯里，所感受的快乐和忧伤，一万字虽未言短，十万字，甚至是百万字又何能尽意？我的大学生活假如没有华文学会筹委会的点缀，肯定是空白无味的一章。那两年，让我长大，在因循错误交织的华裔社会里，肯定了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

我曾经听过一位比我早的华文学会筹委会代表说起，许多人进入筹委会主要是为了有机会认识一些达官显要，进而为自己将来毕业时寻求出路。是不是那样，当然很难说。但在我担任执委的两年里，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同把华文学会争取成功。两年来，所见的达官贵人不少，华裔所面对的问题堆积如山，华裔头头缺乏他们应有的权威性。这话说与不说都一样，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和这些人交谈以后，当然更能进一步知道华裔地位低落的由来，以及华族难题发生的必然性。马大华文学会事件会被拖得那么久，总括一句，官官不是不为，事实是有心无力。

其实在学会翻滚过的人，谁不知道个中原由。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我们在不得已之下登了一篇陈述马大华文学会事件的文章，由我执笔，筹委会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发表。那几天真的是夜夜难眠，我记得将稿交给南洋商报言路版编辑时，心里仍然忐忑。刊出以后，华文学会事件会有怎样的发展？筹委会同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无从预料。范利宜打电话来给我，他也睡不着，于是我们在电话中聊至深夜。殷代伯夷的故事我们是知道的。伯夷反对周武王伐纣，因此"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结果饿死山上。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是应该勇往直前，做一些认为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我们并无意苛责任何人，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我们的立场是：你站在台上，你一定得将自己的角色演好，不管多么难演，你一定得尽力将它演好，要不然就是失责。用任何理由来搪塞都不是强者的行为，也不是我们所看得起的。一九八六年华文学会筹委会的常年大会，我们又何尝不是抱着那样的心理。这是我第三次出席大会，第一次我在台下，出席者有三百人，第二次我在台上，出席者有五百多人，第三次我也是在台上，出席者超过一千人。面对那么多关心华文学会的同学，心情自是内疚，在长达半小时的致词以后，我就一直在等着同 学的刁责，那其实也是应该的。但是令我们感动的是，不管是致词或者是同学的发问时间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阵阵的掌声和鼓励。我几乎要带泪的感激同学们对筹委会那么的信任。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在华文学会事件上，华裔同学是多么的团结，我们是多么的殷切要得回我们原本很早就应该得到的东西。

身为筹委会的执委，压力自然是很大的。每一次遇到同学，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学会争取到怎样了？他们的脸上总是期盼一个答案，总是希望我们的眼镜背后能散发出一个有光彩的眼神。一些同学总是殷切地提出他们的建议，譬如他们在烦不胜烦的时候会说：我们去法庭起诉有关当局不批准学会的成立；我们去示威抗议，我们去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去绝食表哀……。这样的建议虽然缺乏冷静而理智的判断，可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诚恳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厌倦。我们为自己每一次都给相同的答案而厌烦。因此常常会想说：罢了，罢了，干脆做一个没有意识的大学生算了。可是"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啊。偶尔在翻读久不曾触及的书本，兴趣正开始转浓时，一个问题会冷不提防地跑进来，华文学会现在的进展，该用什么对策去应付呢？

"大学生是象牙塔里的书呆子。"说这种时髦话的人很多。也懒得去辩护了。华裔社会人士一向来只关注大专学府学额的争取，对于大学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从来不曾主动关心过，总以为能进大学的华裔子弟都是天之骄子。将他们送到里面，他们就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大学对社会思潮有着带头的作用，是栽培国家民族领袖的最佳场所。而华文学会的成立，更能在训练华裔社会领袖方面，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在争取成立华文学会的时候，外头的华裔人士从不曾主动援手却也是事实，他们忽略了很多问题，自然也不会过问当一名学生还在大学就读时，是否应该让他们奔奔波波，周旋于政治人物的圆滑？他们的时间是否能够负荷？他们的得失又如何判断？筹委会同学当然不会计较得失，他们只是在观察和探讨中尽个人的责任。可是身为执委，总会忍不住想要追问，那么多的热心人士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当然希望外头有人关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尤其在他们渴望得到协助的时候。

若说大学是现实社会的缩影，马大无疑是最好的代表。它最大，历史最悠久，又坐落在首都，而且种族比率又最能代表我国多元化的社会。马大华裔学生团不团结，很难给一个评估。不过有一点和华裔社会一样，一有竞选，竞争总是异常激烈。一九八五年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华文学会筹委会改选时就发生一些事情闹得不太愉快。当时真的是对这一代学生摇头，更对华社前景忧虑，一个筹委会竞选尚且争得你死我活，成立以后不是不堪设想？夫复何言。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看法太过武断，因为竞选过后，不同阵营的同学又和睦相处，我们共同的愿望使我们的心联结在一起。事实上也是那样，常常筹委会执委开会的时候，在寻求对策时总是看法纷纭，可是在开会讨论过后，大家只剩下一个共同的意见。这常使我想起艾森豪写邱吉尔，艾森豪说邱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一旦通过了别人的议案，邱吉尔就会全力以赴，一意执行。假如在马大，我有学习到一丝丝民主的气息，知道民主的气度在处理事物的重要性，这一点一定是来自马大华文学会筹委会。

一九八六年的大会里，在向一千多名学生致词以后，同学们的反应真的是令我有想多当半年执委的冲动。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不想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因为毕业而不得不卸任，更何况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等着要我去处理。另外一点，在筹委会的两年里，一些没有当执委的同学也和我们一样为了争取学会的成立而付出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那的确使我们感触良深，在每一个人都能当领袖的大学里，如果大家都想站在前线出锋头，令人怀念的筹委会就不复筹委会了。什么时候该扮演什么角色，就去扮演什么角色，更重要的是，能够燃烧的时候绝不让自己灭迹，这绝对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筹委会的工作是富于挑战性的。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在筹委会里寻得了许多课本永远寻不到的知识，虽然在任时期，花在课本的时间会比其他同学少，成绩因此受影响，可是若要我们重新抉择，筹委会同学必然会愿意再度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责任是大了一些，可是回报更多，你永远感觉到延续中华文化的热血是无止息的，永远有那么多人与你同在，你不会感到孤独，一切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马大华文学会终于开始她的第一届常年大会。在一千多名学生兴奋的掌声中，我代表执委会赠送华文学会生日蛋糕。步行的时候，心里突然闪起了英国诗人邓约翰的话：你是圆规的立足点，我游动转移，可是我的灵魂永远倾向你不游移的那一个定点。

对三千多名华裔学生来说，华文学会筹委会或是华文学会都是圆规的立足点。经过他们的群起努力、追求、寻找，华文学会终于在马大成立起来，由于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服，后一代的马大华裔学生终于不在感到苦闷和寂寥。

何国忠
84/85年度华文学会筹委会秘书
85/86年度华文学会筹委会副主席，代主席
现为马来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稿件摘自《马大华文学会成立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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